古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始自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1901年改制为学堂，1200余年间，我国历代创建的书院约有7500多所。

      从最初私人隐居读书的所在，逐渐发展为辟舍建院、聚书收徒、讲学布道，再到研究学问、教化民众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经过千年流变，遍及中华大地，既是传统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之地，更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守正创新的见证、中华文明以教立国的典范。

      作为围绕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为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学风士气的培育养成以及中华文明的弘扬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不仅如此，从明代开始，书院还被朝鲜、日本和一些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地区引入，近代更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回望历史上的书院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起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随后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使命，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学者、文人、墨客、道士、僧人乃至友人、知己等相聚于此，游宴、教学、讲会、品诗、论文以及研究著述、讨论时局，具有书斋的广泛社会性，使其很快演变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

      从唐到五代十国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就有72所。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这一时期应为起始阶段。书院按照官和民两个系统逐渐发展起来，具备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于是，中国社会便拥有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与书院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期间书院的功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有宋一代，书院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其总数达到720所。

      宋初，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纷纷自觉地担当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天下四大书院”的盛况，便是宋初书院影响之广、声势之大的具体体现。但这一由南宋书院建设者提出的概念，起初所指各不相同。最先提出者是南宋诗人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年）二月，他游历石鼓书院后撰写了见闻录，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徂徕为石介所建，在山东徂徕山。金山即茅山，在南京，侯遗所建。岳麓即岳麓书院，在长沙。第二个提到“四大书院”的是理学名家吕祖谦，他建有丽泽书院讲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职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为纪其事，请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其中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吕祖谦的定义，有着明确而理性的目的，书院讲学成为一种事业的追求，“四大书院”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学术意义，甚至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

      北宋中后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显著发展，政府已完全具备恢复和发展官学系统的实力，自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到宋室南迁的80多年间，朝廷就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多被废弃或改为府县学。此时的书院虽失去政府支持，但得力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支持，获得了比前期更快的发展。不同追求、不同爱好的人，皆可以通过书院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书院体现出一种超强的文化适应力。正是这种适应力，使得北宋后期的书院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功效，在主流学校性质之外，还衍生出墨客游览、骚人放歌、学者著述、大师传道等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书院。

      南宋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此时书院总数达到442所，并形成了一个以江西为中心，辐射浙江、福建、湖南诸地区的占全国书院总数三分之二还多、势力强大的书院密集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得以完全确立。这也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三轨并行的时代。

      然而，两宋之际，士风日下、时局动荡的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新价值观维系世道民心的要求。以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大师在长期兴复创建书院的实践中，逐渐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书院的目标。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事业。为此，他们从复兴宋初“天下四大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意在请官方承认书院存在的合法性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在面见孝宗皇帝时，不顾执政大臣警告，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获批准。从此，书院又获得了朝廷、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二大目标。他们提出，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理学家的大兴书院之举，最终在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得以完成，程朱理学也由此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官民两股力量密切配合，将理学和书院一道推向了繁荣。